归园田居的调子
——关于干校的漫读与散思
文/吕东亮
在我的认识里，信阳这块土地上走进现代大历史中的事情有三件：鄂豫皖革命，信阳事件和五七干校。鄂豫皖革命不限于信阳，但革命政权的首府在信阳；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地方很多，但信阳最严重；五七干校很多地方有，但信阳最集中。鄂豫皖革命在革命史中有些边缘，边缘的原因很复杂，不好说；信阳事件则是讳莫如深，更不好说。暂且不去强说它们吧。于是，在我的内心里，就一直留存着说说干校的想法。其实，圆满讲述一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实本身有模糊的地方，讲述者的立场也往往模棱两可。干校之于我，就是这样。
我最初走近信阳干校，是以文字的方式。借助的最典型的文本，是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干校六记》是散文名篇，我也是慕名而读的，读了后才知道她和钱钟书先生下放的干校在河南，在信阳。那个时候我还没来信阳，但一定要到信阳干校看看的想法产生了。来信阳工作后，愿望愈加强烈，却没有合适的机会。真正走进信阳干校，是今年夏季的事，晚是晚了点，但兴致没有丝毫的衰减。我去的是息县，中国社会科学院干校旧址，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住过的地方。对于以学术为业的我来说，这当然是首选。旧址，当然是破败的，土墙斑驳，蛛网绕梁，不过周围是绿油油的麦田和忙碌的农人，我所预备的苍凉之感找不到投射的空间。还是收起文人那一套吧，我在心里自嘲地说。不过，想象还是展开了。我在想，四十年前的知识精英们在这里是如何度日的。
其实，想象并不困难。“遥想公瑾当年”的时空距离没有，“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的艰难也没有，而且《干校六记》之类的亲历者回忆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生动。《干校六记》的风格是温和的，《下放记别》、《凿井记牢》、《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篇，写的都是干校生活中的日常琐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也没有鲜血淋漓的情景，比照他人笔下暗无天日的干校生活，自然显得十分特别，可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自然是选择的结果。钱钟书先生在《干校六记·小引》中说：“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记牢’、‘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就明确指出了《干校六记》的避重就轻。在我看来，正是这一避一就中，展现了散文的魅力，人格的魅力。
《下放记别》讲的是下放之际家人离别的情景，殷殷的亲情弥散于有节制的叙述中。作者对丈夫的担心、对女儿的怜惜、对俞平伯老夫妇和何其芳的同情都写了，但不夸张、不渲染，没有儿女情长。其中写到女婿的自杀，也是寥寥几笔，交代了过去，没有作愤激控诉状。《凿井记牢》写了自己参加劳动的情景，但如实描述“繁重的工作都落在年轻人肩上”，也承认自己内心思想的变化：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痰涕屎尿什么都有；可是把脚踩进污泥，和它亲近了，也就只觉得滑腻而不嫌其脏，好比亲人得了传染病，就连传染病也不复嫌其恶，一并可亲。我暗暗取笑自己：这可算是改变了立场或立足点吧！……我每天跟随同伴早出晚归，干些轻易的活儿，说不上劳动。可是跟在旁边，就仿佛也参与了大伙儿的劳动，渐渐产生一种“集体感”或“合群感”。
《学圃记闲》记的是作者看守菜园的故事，写了同伴的友善，写了干校附近农民的贫苦和农民偷菜、拾菜中表现出来的狡黠，也写了自己和丈夫的相会之便：“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小趋记情》写的是一只狗小趋和自己之间相依相伴的情谊，小狗为干校生活所增添的欢乐，其中小趋对自己丈夫钱钟书的欢迎，对自己的追随和寻找等情景温馨感人。《冒险记幸》写的是自己为了和丈夫团聚而冒险走夜路的故事，夫妻之间的深挚爱恋洋溢在字里行间。《误传记妄》则写因误传丈夫回京而造成的心理波动和人生领悟：我自惭误听传闻，心生妄念，只希望默存回京和阿圆相聚，且求独善我家，不问其他。解放以来，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杨绛先生是一流的文字高手。你看，不动声色之中，轰轰烈烈的心灵改造运动的荒诞效果出来了，一代文化精英的人生志趣则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一样令人追怀。杨绛先生的文字之美令我心折，但她的坦诚则令我敬佩。因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关于干校的文字多是单一调门的，“浩劫”、“非人”、“悲惨”是这些文字中常见的字眼，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布景中，杨绛先生的趋避就显出意味来了。这也是我详细引述《干校六记》的原因。杨绛先生的本意我不甚了了，也难以彻底洞察。不过，她毕竟是“不畏浮云遮望眼”的人，见过繁华，也见过凄惶，有自己的境界，不愿用夸张的文字诗化自己的苦难，也不愿夸大自己的苦难来获取声名，同时对自己一时无法完全想明白的事情保持一个恰当的态度。这些诉诸于文字，必然是简洁明净的风格。这是很多人怎么难为自己也做不到的。
提到干校，人们最熟悉的词组恐怕是“下放干校”，下放是什么概念呢，人们的理解恐怕接近于遭难甚至劳改。这其实是误区，是新时期诉苦散文塑造的误区。真正在干校中因吃苦而死的人很少，仅有的几个是例外，反而一些人的高血压、血糖高之类的富贵病没有了。有些人回忆说某些人在干校受迫害而死，其实值得具体考究，比如一个人喝醉酒跌落干校池塘淹死，算不算“文革中受迫害而死”，可以商讨，但恐怕很多人还是愿意把一切不顺心的事归结于可以承受很多责难的文革。干校里面的人有工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当地的群众，要不然农民何以会偷杨绛先生的菜呢？杨绛先生不愿意穷追那些偷菜的农民，这种情感在那些控诉文革的散文中堪称绝无仅有。干校设置的本意恐怕也不是单纯的惩罚，而是改造、提升，有类于今天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如果仅仅是惩罚，何以干校所在地都是像信阳一样的粮食主产区呢？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就会发现，干校是干部学校，大批判也是干校的应有之义，否则改造提升怎么落实呢？只不过改造提升的方向我们不能认同，进而把干校也污名化了。这是历史叙述的惯技，没有办法。尽管如此，干校的大批判相对于京城，已经舒缓多了。我有一个见解，干校是文革中的一个缝隙，文人的下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逃逸和避难，远离政治中心，政治氛围少了，人们之间的温情有复苏的迹象。“礼失而求诸野”，在江湖之远获得心灵的慰藉，似乎有这么一种意味。
不知怎的，想起干校，我总是想起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想到了就很疑惑，为何那些关于干校的文字中少有这样的调子，更遑论超越自己关注底层了。说实在的，陶渊明当年的境况不会比干校中人好到哪里，而能够有此调，真正是一个完人。而我们的所谓文化精英，三年的痛苦讲了三十年丝毫不觉得厌烦，何况这痛苦三十年中一直有大量的人还在默默承受，谁去替他们写下过感人至深的文字呢？古代有很多悯农诗，有真心的，有作秀的，真正有反思意识的不多，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清人赵翼的一句诗：“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里多”。我觉得，这才是大实话，也是真心话。同样，贾平凹先生有一句话我记了很多年，他说：“知青们都抱怨他们不该来到乡下受苦，难道农村的青年就应该一直待在农村受苦吗？”他这话很有感情，所以我记得很牢。当农村成为奉献者的土地，而奉献者一直遭遇歧视和不公时，有哪些知识者为之呼吁奔走呢？大多数知识者总是本能地认为反正我不应该待在那里，我待在那里就是不公，同时也是民族的劫难。这种逻辑的合理性又有多少呢？知识者三年的肉体和心灵痛苦即便不堪忍受，相对于农民默默地以生死来承受灾难来说，又该如何考量呢？缘于这种怀疑，当我走进干校，审视干校的时候，我的内心被一种深重的失败感所缠绕、所挤压。干校知识人和当地农民之间，像是一场未经发生的相遇，这是大失败；伟人的改造人性、追求公平的理想遭遇了彻底的溃败，这是大悲哀，是永远挥之不去的大悲哀。
我在寻访干校的时候，附近的农民向我说起了俞平伯。他们不清楚俞平伯是干什么的，只知道是一位大人物。一个农民说：“他们要是不走就好了，这里就发展起来了。”这是他们对大人物的理解，也是他们的利益表达。但大人物终究是要走的，他们不属于这里，属于这里的是渴盼他们不走的人。这个悖论我思考了很久，也还是找不到一个说服自己的解释。唉，归园田居的调子该如何弹？
吕东亮,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信阳市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学会副会长。